作者注：本章的隐含主旨如下：

他不争竞，不喧嚷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 压伤的芦苇，他不折断；将残的灯火，他不吹灭。等他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；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——马太福音12章19—21节

虽然草是弱的，但压伤的芦苇，为何没有被折断？虽然光是弱的，但将残的灯火，为何没有被吹灭？虽然人是弱的，但这卑微的生命，为何还有仰望？

18年后的她，怀着柔弱的仰望，走进这座渐渐在薄暮中沉寂下来的校园。

校园外，原生家庭的阴霾，越来越远；应试教育的阴霾，越来越远；18年的暗色脉络与灰色记忆，越来越远……

而校园内，是否有她曾憧憬的“广阔而自由的光明世界”？

——引子

一

许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来到法大第一天的那一幕剪影。

这个女孩就那样独自坐着，在1997年9月的傍晚，在法大校园2号楼前面的台阶上，坐着，独自。行囊在一旁，负着二千里的风尘。

那晚，这所坐落在北京郊外的大学校园竟然如此沉寂，远处，似乎有山，灰蒙蒙的看不分明；而近处，是稀稀落落的柳树，路上偶尔会穿梭着几个晃晃悠悠的身影，但无人驻足。我想，这就是自己未来4年要就读的大学吗？但为何看起来萧瑟而荒寒？也许是秋天到了的缘故。也许是夜的缘故。然而，我还是有些不安了。

天黑得很快，但父亲还没有出来。他进去该有1个多小时了吧，我不由得转过身，把目光投向校学生会的后窗。窗子里灯火通明，谈笑风生。想必父亲和学生会的哪些学长们聊得很投机。我也很想进去，外面实在有些冷了。

但我不敢。我一向怯于在人多的场合露面，更何况，有那么多的陌生人。

那么，只有继续等待了。于是，我再次坐下来。独自。

一个秋天，一个女孩，一个茫茫然的未来。

或许，这一天悄悄预示了我大一这一年的基调：灼灼桃夭，寂寂华年。

二

然而，最初还是充满热烈的。集体性的热烈。

在学校新生欢迎大会上，一张鲜红色的小卡片发到每个新生手中。小卡片正面印着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徽：横着的是一架天平，竖着的是一柄利剑，粗看起来象一个黑色的十字架；而小卡片反面则印着四句入校宣誓词：“挥法律之利剑，持正义之天平；除人间之邪恶，守政法之圣洁！”我反复默诵着这四句话，心里明亮无数。

其实，初来乍到，岂能真正理解这宣誓词背后的深意？只是因为年轻，有着青春的激情，以及英雄主义式的自我想象，便很容易被“正义”、“圣洁”等美好的字眼所吸引，我郑重其事地把小卡片放到学生证里，想，一切都和过去不一样了。

学校新生欢迎大会之后，还有年级迎新会、班级座谈会、宿舍联谊会、老乡会……一切都那么热烈。

然而，热烈很快消逝了，在一切步入正轨后，初进大学的好奇劲和新鲜感越来越淡，我才发现，大学生活似乎跟高中时代没有两样，上课、下课、吃饭、午休、再上课、再下课、再吃饭、最后还有晚自习，而且，还比高中时代更严格——清晨六点就得起来做早操。而大家的目标也越来越一致：争取入党、争取考托、争取拿奖学金……

清一色的校服、清一色的行动、清一色的高中时代沿袭下来的思维模式。在这种整齐划一下，隐藏的是个体敏感的心灵，年轻的我不禁迷茫了：深受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应试教育如此久远的“毒害”，现在好容易解脱出来，我岂能重新作茧自缚？这就是大学四年生活全部的意义吗？

不是没有答案，也有思想教育课，新生辅导会，然而，真实的成长，还是要靠自己慢慢摸索。宿舍里六个女孩子，单纯的曦、典雅的璐、聪明的菲、耿直的霞、大姐式的琪、还有我。都是同样青涩的新人。

那时，仍然继续保持着从小写日记的习惯，有一篇便借着”做早操和买午饭”的经历表达了自己对机械化、模式化的抗拒与困惑。这也是我到了法大之后第一篇发表的文字，叫《大一日记》。

早晨

蓝的衣，绿的衣，整个世界涂抹成两大版块，在我眼中泛滥。前后左右上下平仄，一样的姿势，一样的动作，一样的表情，以及广播一样的声音。

天，真是很冷了，在这冷的天里，我看着整个世界：机械的臂、膊、头、脚，机械的飞舞，机械的冷，冷得只好让我缩回自己的壳里看着自己，然而，自己也竟然是愈来愈陌生的那种冷——机械的冷，竟然！

不由怔住，停了下来，想到的确是一句话：“人生就是一部机械运转着的马达。”是的，我停了下来，因为不甘心，不服气，还是对机械心理的不调和？我不知道，我知道的只是这种遗世独立的感觉并不好受。那么地孤注一掷，那么的楚歌四围，才明白我所谓的“遗世”只是某种被世界遗忘的遗世；我自嘲的“独立”只是某种鸡立鹤群的独立！于是，停了下来的我更加的冷。

我输了，在墨守成规的人生规律面前，我输得如此不堪一击！我继续机械运转我的马达，机械着那一样的姿势、动作、表情，飞舞、飞舞、飞舞……飞舞成一只冷冷的螺旋，却不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人生，又何尝不过如此？我螺旋飞舞着的，不过是深入骨髓的厌倦和落寞罢了，然而，厌倦也好，落寞也好，我不得不飞，不得不舞。

人在江湖，身，总是不由己的。

中午

从我到窗，或者，从窗到我，是整整二十个人。

从窗口延伸出去，一个头接一个头，蜿蜒成一条黑发的路，驿站是我这儿。

从我这儿看过去，看不见窗口，也看不见那二十张表情。但我可以想象，窗口有怎样暗香盈袖，热气沸鼎、箪味可口的诱惑，那二十张表情是怎样的去朝圣的感觉，或翘首而立，或望穿秋水吧。

人总是要等待的。一生又有多少这样的等待。等待小、初、高、大的接力赛，等待功名利禄的进化论。从小，我们就被告知，适者要生存，生存要竞争。人活着就是不停往前爬、望上爬、要立大志、成大业、干大事、铸大器，不能不等待，等待不也是一种竞争——耐心和毅力的竞争吗？

一个接一个，我前面的人满载而去了；一步接一步，我离窗口的路近了。忽然，觉得很累，我为什么要这样等待呢？等待，到底在于过程，还是在于结果？生命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等待么？

横看，是黑发的路；竖看，却是黑发的山，当你爬上山顶，包围着你的，除了高处不胜寒外，就只有世人尺度下得到的诱惑了。如果这些诱惑不是自己愿意的，喜欢的，真爱的呢？想到此，朝圣的感觉荡然无存，其实只是为了生存而生存罢了！如此鄙薄自己，以至准备放弃。放弃诱惑？心中一凛，难道等待那么久就是为了最后一刻的放弃？

取与舍之间，我递上饭盒和一份沉甸甸的无法后退的悲伤。

不禁自嘲着问自己，生存的压力和生活的尊严，究竟哪一个更重要？究竟，哪一个更重要？

三

在这种对主流教育体制的抗拒和困惑中，我开始把希望寄托在法大民间的社团活动上。

每年的10月，学校民间各社团都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招新活动。食堂门口的招新海报铺天盖地，令我们这些新生眼花缭乱。

我默默地打量着，学生会、准律协、农研会……不，这都不是我兴趣之所在，自己情有独钟的仍然是文学，但举目望去，似乎文学社寥寥。直到有一天，终于看到中国政法大学通讯社（简称法通社）的大海报中有一行小小的字：“文学创作部”，便知道就是它了。

然而我是何等羞怯的女孩子，徘徊好几天，才带着十二分的紧张进入法通社的办公室，看到一个大眼睛、苹果脸，长得极甜美的师姐，她温柔地对我微笑，招呼的声音同样甜美。我的心便放松了。

按要求，每个报名文创部的新生都要交一篇作品上去。我回去后翻遍高中复读时候那本厚厚的文集，最后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一篇文字，关于古龙小说《天涯·明月·刀》的读后感交了上去。

在这篇文字的前面，我曾写下这样一段题记：“强者不是压倒一切，而是不被一切压倒——傅红雪。”那时，傅红雪，经历过无数不幸和伤害，却依然坚韧如山的傅红雪，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。就连他的孤傲和落寞，也成了英雄气质的高贵象征。

很快，就得到录取通知。后来才知道，学长们看到我时大吃一惊，他们原以为此文出自须眉男生之手，没料到作者却不过是个瘦瘦弱弱、还极度内向的小女孩。

录取结束后，法通社两位学长开始给我们做人文培训。

一位是潘丁师兄，讲五四文学的反思。他刚看完球赛，从足球明星一直讲到民国知识分子，时而旁征博引，时而自抒己见，风趣极了；一位是郭晔师姐，讲外圆内方的生活艺术。至今我还记得她气定神闲地站在讲台下面侃侃而谈，笑起来时嘴角带着酒涡的样子，很有亲和力；我一边认真地做着笔记，一边用崇拜的目光看着他们，想到以后一定会常常听到这样的讲座，心里很是振奋。

然而，自两次人文培训讲座后，法通社就不再举办类似的思想交流活动，取而代之的则是每周一次的例会。

十多个大一新生正襟危坐在那里，恭恭敬敬听着部长静师兄讲话。这位师兄人很善良，但性格比较严肃，所以开会的气氛也就变得严肃起来。而副部长清师姐，也就是我见到的那个美丽的师姐，一边做例会笔记，一边笑盈盈地注视着大家，严肃的气氛便多了一丝柔和。

部长讲完话后，轮到部员们自由发言了，大家都呆在那里面面相觑，我更是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部分的新生渐渐融入进来，彼此变得熟稔，例会的气氛也就活跃起来，大家有说有笑，但只有我仍是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尤其每次例会若迟到了，就会在门外徘徊良久，不敢贸然进去，唯恐所有人都会将眼光齐刷刷地投向自己。后来曾有一位社里的部员这样评价当时的我：“你大一时特别的内向，不敢正眼看人，无声无息的，就像一只小老鼠。”

此评价再恰当不过。这种在公共场合的高度紧张感，是自小以来在家庭中造成的，初到大学仍是如此。

然而，也很清楚地知道，自己表面上不懂得如何与人打交道，但内心深处却相当渴望与人建立深度关联，只不过对于象我这样内向的人来说，无法靠开会交谈与人建立深度关联的，或许，文字交流是最合适的沟通方式。

可惜，那时部里的文字交流机会很少，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开例会和拉外联上。其实，这些学长们也不过大我们一级而已，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带领这些师弟师妹们，所以，只能靠约定俗成的机制来维持社团运作。虽然，他们心里也希望彼此间能建立更深度的关联。

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我感到心灵的孤独，也许是每个大一新生都会有的孤独。

四

在这种普遍的孤独中，亲情成了大多同学的精神寄托，尤其很多女同学都非常想家，三天两头给家里打电话，常常打着打着就哭了。我则无动于衷，很少给家人电话，打也只是因为义务。见我如此漠视亲情，室友们颇为惊讶，问：“难道你不想家？”

“家？有什么好想的呢？我正庆幸自己终于离家呢！”这种冷漠也影响了大家对我的印象。

室友陈曦很多年后说，初到大学时，她甚至有点害怕我，因为我眼神显得很阴郁，不苟言笑的冷——那应该是童年和少年时代受过的创伤。

其实，我的内心是很渴望爱和温暖的。所幸，亲情不足以成为寄托时，还有友情，所以，上大学的前半年，给中学旧友写信，就成了我排遣孤独、交流情感的最重要方式。

1997年，仍然属于通讯的现代化程度很低的年代，没有手机可以发短信，没有电脑可以发邮件，甚至宿舍的电话只能打进不能打出，学校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，当然，那个年代打长途的电话费用相当高，所以，更多时候，鸿雁传书就成了唯一的选择，而我大一时对写信的热爱就像高中时对小纸条的热爱一样——那是我整体灰色记忆中淡淡的明亮。

总觉得，一张纸，一支笔，一页信封，一枚邮票的感觉很古典，缓慢而悠长的情致是今天的电子邮件无法能领略的。

买上很漂亮的信笺纸，管寸之间，把所有的心情——迷茫的、怀旧的、暗淡的、喜悦的心情都摊开来。

写完后，将纸叠成心型，在信封上工工整整写上对方的邮编、地址和名字，而落款处却故意不署名，想象对方收到信后惊讶的表情，自己不由得得意地微笑了。

有时还在信封里夹上在校园小径深处捡到的一朵花或一片枫叶，最后，贴上邮票，小心翼翼地投到绿色的邮筒里。然后以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，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”的心情，等待对方回信。

同样，收到回信后，很小心地沿着信封口用小刀裁下来，一点点展开信纸，一点点的读，再一点点折好信纸，放回信封。比较特殊的信还会塞在枕下入梦。有闲情的日子，便将自己所收到的信一封一封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，用丝带扎成一束束，这种感觉很是美好。
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每一个旧友都有了各自在大学的不同生活轨迹，我日益意识到，大家能够共鸣的话题越来越少。这种通信更多变成一种独白和倾诉，而非双向意义上的交流和分享，如果通信只是一种怀旧式的逃避，对于心灵的成长又有何益处呢？

五

或许我太敏感，当察觉应试教育无法安顿心灵、社团活动无法敞开心灵，通信往来也无法慰藉心灵时，我再次将目光投向书籍。

从小我的精神支柱就是书籍，觉得只有阅读的时候，才能摆脱面对日常人事的逼仄，使心灵才能达到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”的境界，到了大学，我的精神探索同样从阅读开始。

上大学后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自由自在地读自己真正想读的书。好不容易，终于等到学校图书馆的借阅证发下来了，便带着近乎朝圣的心情向这片浩瀚之海跑去。

那个年代法大图书馆还没有实现开架阅览，更没有计算机借阅系统，所有的图书目录卡片都放在如鸽子笼般的小抽屉盒子里。我常常一盒接一盒、一张接一张地，细细翻阅着那些陈旧的、发黄的、散发着霉味的卡片，细细辨认着用漂亮的楷体字写在上面的书名。

这些书名都是那么的陌生，我居然从未听说，实在是惭愧，便更加深了“好读书、读好书”的志气。遇到心动的书名，我便赶紧抄下来，每每抄了一大串清单，却还得忍痛割爱地划掉好些书名，因为，一次只能借5本，于是，便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对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书名致歉：下次吧，下次一定带你们走。

尽管，用这种古老的方法寻觅好书的过程艰难而漫长，但我倒也乐在其中。

尤其，当书终于借到手时，欢天喜地的心情真是无法言表。每本书的封底会夹着一张小小的借书登记卡，上面记载着借书人的学号和借书时间，我便会根据学号来推测都有哪一级的学长们，在他们哪一年的时候借过此书？他们读这本书的感受是什么？想象这本书曾在好些人的青葱岁月里被阅读、被传递、被时光流转。心里面会涌上某种温暖而神秘的感觉。

可惜，作为一所政法院校，法大拥有的文学类书籍并不多，大概借的人也多，很多好书常常借不到。

失望之余，我便常常跑到学校附近的蓝梦书店过过书瘾，一站两三个小时，也不觉得累。那时，生活费有限，书自然是舍不得轻易买的。不过也有例外，往往在书架最底层，会有一些非常便宜的处理书，而这其中说不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一日，我便发现了这样一个极大的惊喜:那本书皱巴巴地蜷缩在角落里，所有的书页边角都被水渍染黄了，并全黏在一起，需要一页一页拆开。看上去真是惨目忍睹，然而，我还是被那本书的书名吸引住了：《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》，多么伤感的书名！再一看，封面上有这样一段简介：

“一个粗鄙化的时代业已来临。对市场的浪漫憧憬已经终结。市场经济的体制确立，一方面导致了经济的繁荣，而另一方面又鼓励了平庸的价值取向……自由、平等、公正等等曾经被知识分子赋予精神激情的口号，现在被填注进“私利”的涵义，并作出种种世俗性的阐释……”

虽然似懂非懂，但还是格外感动，便如获至宝地买了下来。回去后，读了一遍又一遍，该书通过对当代许多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，展示了当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维度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瓦解的过程。在阅读中，年轻的我渐渐被作者蔡翔先生那种激情、痛楚、和深深的精神忧患意识吸引住了。

这是我在大学期间买的第一本书，也是我第一次听到“人文精神”这个词。并且，一见如故。

六

然而，真正带我进入人文启蒙之旅的，却是一位仅仅比我大6岁的学子。他的名字叫余杰。

1998年的春天，在北大念研究生二年级的余杰出版了他的抽屉文学处女作《火与冰》，而1998年的春天，在法大念大学一年级的我，正模模糊糊寻找某种东西，某种可以点燃青春激情，与心灵相契合的东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读到了余杰，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，似乎年轻的我想要表达、想要找寻、想要为之燃烧的东西，都蕴含在他的书里面了。

当然，从治学的角度来看，余杰的文字问题颇多，例如立论先入为主，论据却不够严谨；断章取义，随意性太强；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够平衡和全面。但我这里无意评价余杰，只是想表述19岁的我为何会喜欢上25岁的他的文字。

一方面，吸引我的是他书中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。最能引起青年学子共鸣的应该是他关注的焦点始终立足于当下：当下的校园、当下的教育体制、当下的知识群体走向问题、当下的底层状况。

作为一个大一学生，我渴望的是如何从多年被定势化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，以一种独立观察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，而余杰带给我的正是这样一种全新的角度。

另一方面，吸引我的是他书中真诚的古典价值立场。尽管“批判的态度、怀疑的立场、边缘的状态”是他的写作方式，但最终的目的却是要树立人文关怀的价值立场。

这与后现代式的“调侃式的批判和怀疑”大不一样。从他文字中对天真、朴素、怜悯、崇高等古典品质的推崇，可以看出，余杰骨子里其实是非常传统的士大夫情怀。恰好我自幼也是从诗经、楚辞、孔孟之言、鲁迅之文、琼瑶式爱情、金庸式传奇这一路古典传统中走过来的，对侠义道精神的担当、对君子人格的向往已经潜移默化到骨子里。所以，对余杰的书心有戚戚，几乎是注定的事。

当然，除了社会关怀意识和古典价值立场的原因外，余杰阅读视野之阔、写作涉猎之广也令我惊叹不已。尤其他对近当代东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评论，让我大开眼界。

也正是因为余杰的介绍，我开始知道殷海光、陈寅恪、帕斯捷尔纳克、哈维尔……这样一群饱经个体和时代的苦难，却依然坚守理想主义立场，在金钱利诱和强权逼迫下都不肯低头的知识分子。然而，他们的命运终究是寂寞而苍凉的。所以，在感动之余，我总是有悲哀得想恸哭的冲动。

1998年的春天，我一页一页翻着余杰的《火与冰》，遇到那些让我感动的文字，便一丝不苟地抄录到那本墨绿色的笔记本上，反复阅读、并默诵于心。抄得累了，便掩卷望着书楣上这位带着眼镜的25岁大男生，钦敬地想：“如果当我25岁时，能达到余杰那样的思想境界，大学生活也就无憾无悔了！”

2008年的夏天，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，重新将余杰的《火与冰》还有《铁屋中的呐喊》拜读了一遍，仍然会有复杂的感动，但细观11年前自己所钟情的这些文字，并不会觉得是什么机珠之言，神来之笔，但这又何妨呢？11年后，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余杰，在我19岁那一季，25岁的他所开启的一扇窗。而窗外，是广袤的心灵史的长河。

七

读得多了，也想的多了，就渴望写点什么。

我在高中时代写的文字多属于小桥流水的散文和小小说，读大学后，不知是不是受了余杰文字的影响，开始写随感体的杂文，也开始更多关注当下。而我所能接触的当下无外乎自己所置身的大学校园了。校园的人、校园的事、校园的文化便自然成为我最大的关注点。

记得初来法大，听到一句“北大的疯子；清华的傻子；法大的痞子”的评论，心里很是抵触，认为肯定是其他学校恶意的攻击，然而，进入法大半载，的确看到了某些不良现象，就像许多敏感而激进的大学新生一样，积郁于胸，便难免批评于笔了。

翻阅大一时几篇批判文章，其实是非常模式化的三段论：“找论据——作批判——发感概”。首先，速速地针对某些法大学子的言论或行为拿来当作定罪的论据。

其实，这些所谓的论据并不充分，也未细加考证；接着，便急急地作出一大堆批判，批判法大的功利之盛行、人文之衰败；最后，再长长地引发出一大堆感概，感概白衣飘飘的年代而今已成为遥远的绝响。感慨之余，大抵心中是充满不自觉的精神优越感的，所以文中会刻意营造出悲壮而凄美的文字风格，大有“举世皆浊我独清 ，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况味。

当然，这个19岁的女孩子显然意识不到文字“英雄理想主义”情结下所深藏的精神优越感。不过，这些东西会在以后的岁月中浮出表面，直到她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致命伤。

所以，还是原谅她吧，毕竟，那个时候，她对理想主义是认真的。

八

有道是“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”，那时的我，不仅自己写文字，也会格外关注法大校园里其他人的文字。因着某些机缘，我竟意外地发现了几个读大一的同龄人的文字。常常会因为欣赏一个人的文字而欣赏写文字的人，如写小说的逊，写诗的鹏，虽然只是远远的君子之交。

因阅读而思考，因思考而写作，因写作而识友，到了大一将近结束，我竟然萌生了一个想法——创办一份报纸，一份属于我们这群97级人的报纸。几乎是同时，眼前浮现出这份报纸的名字：“江湖”。是的，江湖，笑傲江湖、饮马江湖、仗剑江湖。一个气贯长虹、义薄云天的好名字。 

这一想法其实暗藏在心底很多很多年了：初中时也曾和好友芦春梅成立了一个诗社，可惜只写过几首诗就不了了之；而高中时又曾和好友殷艳创立过一份小报，可惜只办了一期报就无疾而终；而今，青春的梦想又重新被点燃。

办报的想法日益在心中强烈起来，于是，便开始悄悄地咨询一些做社团的学姐，有的说要取得团委的审批很难，有的说即使团委批准了，办报的经费还要靠自己筹集，维系下去也很难。不过，她们都鼓励我不妨到团委试一试。

那时的我仍然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女孩子，但为着理想的缘故，反而有了一种豁出去的勇敢，于是，忐忑地跑到团委打听办报的事。

管学生社团的赵云鹏老师倒是一个仁心宅厚的好人。他说：理想是好的，年轻人要有理想。我的心便安定了半分。不过，他又说：但按学校规定，不能以个人名义办报纸，只能以社团的名义；而且江湖这个名字匪气太重，做报纸名不妥当呀！我的心便又凉了半截。没想到，他继续说：你要不写一个创办社团的申请，再把名字改一改吧。

我大喜过望，便意识到赵老师基本上同意了。当然，我并不想办什么社团——社团意味著组织、架构、管理，非常繁琐，我不过一介书生，难以胜任此等大任，不过，我已经打定好主意，先找一些同仁加盟社团，等第一份报纸出来了，我便赶紧让贤，邀有志之士接手之。

至于报纸的名字，“江湖”被否决了，心里觉得实在可惜，叫什么好呢？开始冥思苦想，后来，在室友陈璐的启发下，我打开了毛主席诗词：“携来百侣曾游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。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，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 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。”  

她问：你看看峥嵘这个名字怎样？我想了想，峥嵘倒也和江湖一样，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名字，却少了几分匪气，多了几丝雅气。于是，社名就这样敲定了。

与此同时，意气风发地写信给鹏等几位写文字的同仁，邀请诸君加盟，还引用了鲁迅先生在老槐树下做古钞时，钱玄同邀之办《新青年》的劝说之语：“我们办报的宗旨就好比铁屋中的呐喊……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不过，他们大都自由自在地做文学青年惯了，只愿投投稿，码码字，不太愿意受一个组织约束，所以应者寥寥。最后，反倒是有一个不怎么写文字的非文学小青年林，听到我要办社团的事，很认真表示愿意加入，并从此成为我很得力的朋友。

接着，很顺利地通过了审批。《峥嵘》报社就这样诞生了。那是1998年的6月。我的大一即将结束。

九

很快便放暑假了。我并不想回家，但考虑到自己从没有正式办报纸的经验，还是应该到家乡的报社去实习一下，学点编辑排版的经验，以为将来办好《峥嵘》做准备，于是，便坐上了南下的火车。

家里的空气仍然是紧张而淡漠的，窒息得很，便速速地想逃离，在姨夫的介绍下，我来到县城的唯一一家报社进行实习。

主编递给我一大摞旧报纸，说：“小同志，你先研究研究我们的报纸吧！”于是，便认认真真地研究起报纸来。

然而，翻来覆去不过是什么县长讲话、红头文件，全县形式一片大好。偶尔有一些文艺副刊，登点风花雪月的小散文，看多了，也无甚新意。

其实，我自己是期待南方周末那样反映民生疾苦的新闻报道。但作为一份机关报纸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不得不对着一方桌、一壶茶、一张报纸“研究研究”过去了。

然后，终于有一天中午，我悄悄溜出去察看民情，结果看到马路上一条取缔客运摩托车的官方通告。

客运摩托车是我们家乡，或说，是中国许多南方小城市街道上的一大风景。60%的车主都是失业下岗工人，但这一红头通告贴出来，显然意味着这近千辆车主将面临再次失业。

我当时颇为震惊，直觉里面一定有很多黑幕，于是开始去大街小巷中去采访一个又一个的摩托车司机，去了解他们的疾苦，又想着借助法律手段为他们声张正义，同时借助舆论手段为他们打抱不平，没想到最后遭到种种压制。

那时，年轻的我缺乏社会经验，性格又相当不成熟，受到一点打击便心灰意冷离开了报社。还为此写了一篇纪实文章《第一步》，发表在《中国大学生》杂志上。

也就在此期间，家乡又开始发洪水了——作为一个长江边上的县城，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洪水，早已司空见惯了。然而，没想到，洪水越来越大，最后竟导致98年特大洪水事件。

很快，县城开始戒严，有消息传开，通往外界的交通即将中断，而家里的气氛似乎也更紧张了。在这种局势下，我便决定立刻返回北京。

十

返校后，才得知家乡虎口脱险，水位居然奇迹般地退了下去。心总算放了下来，然后开始考虑《峥嵘》这份报纸的资金问题。

据了解，出一期报纸大约400元左右，比较大的社团办刊物会有团委资助，但小型社团就得自谋生路——向周围的律所、书店、饭馆等场所拉赞助。而作为交换条件，社团会提出帮这些赞助单位张贴商业海报或商业广告。

政法大学西门外，林立着大大小小的饭馆。我便一家一家地侦查过去。当年我是何等腼腆的女孩子，在学长面前都难免紧张，更不用说面对这些陌生的叼着烟的老板们——这比写文字可是难多了！

所以，我总会在某饭馆门外徘徊半天，先看看老板是否面善，然后考虑如何开口，最后，等逮着对方空闲下来的时间，便硬着头皮冲进去，怯生生地说明来意，还要忍受对方或漠然或怀疑的目光，然而得到的还是拒绝，而且拒绝的理由也很一致：几个月前别的社团刚刚来过。

遭遇拒绝，起初心里还有些羞愧，到后来反而越来越坦然。因为知道自己是为了理想的缘故。有什么可羞愧的呢？反而越来越萌发出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勇气了。

非常感恩的是，隔壁宿舍的女同学枫看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太单薄，便主动帮我一起去拉赞助。

我们很快便遇到一位新开张餐厅“西贝面馆”的年轻老板，由于对方也同样是事业新开张，多少能理解我们起步的艰难，也多少能欣赏我们创业的激情，很爽快地给了我们400元，条件是让我们给他印几百张餐厅的打折卡。这样，便有了第一笔赞助。

首战告捷后，又在室友璐的帮助下，我们很快和一家大饭店达成协议，条件是给他们印名片，另外开学时给该饭店做一期商业海报。这样，便有了第二笔赞助。

到了开学之初，我居然陆陆续续地筹集到了一千来块钱，足够办2期报纸了，便赶紧开始下一步的计划——出刊。

十一

我问自己：这份报纸的定位是什么？

记得办报之初，曾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堂吉珂德式的妄想而已。立刻，我脑海中浮现出堂吉诃德的形象。是的，就是他了！虽然有点疯疯傻傻，但本质上却是真诚而激情的理想主义者！

于是，从图书馆借来杨绛先生翻译的《堂吉诃德》，看到全书结尾处有一首墓志铭：

邈兮斯人，勇毅绝伦，不畏强暴，不恤丧身，谁谓痴愚，震世立勋，慷慨豪侠，超凡绝尘，临殁見真。”

大为感动，也不顾最后“临殁見真”四字似乎有自嘲之嫌，就决定将之作为《峥嵘》的创刊词。然后，自己也激情洋溢写了一篇创刊文：“你好，堂吉诃德！”

写完后，还觉得意犹未尽，心想，若在刊头“峥嵘”二字旁边配一副富有象征意味的小插画就更好了。很偶然的机会，在一本旧书上看到一副黑白版画：一位佩剑骑马的侠士跋涉于两座崇山之间，便觉得实在是对堂吉诃德精神再好不过的阐释。最后，在报纸的中缝，我浓墨重彩地填上东林书院门上的一副楹联：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

构想设计好后，我拿着一堆稿件跑到校刊编辑部，请一位学姐打字排版，又交给一家专门为法大社团印刷学生刊物的小印厂出片。很快，一千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就送到我手中了，那感觉就像是捧着一个刚诞生的婴儿，说不出的喜悦。

其实，从客观的角度看来，这份报纸错别字很多，版式设计也不美观，报纸印制的质量非常一般，文章的风格也太过统一——大多是批判与反思法大文化现状的文字，也就当年我自己比较偏狭的阅读和写作风格。

不过，毕竟太年轻，就像堂吉珂德一样不够成熟，唯一值得纪念的就是一颗真诚而简单的心。所以，对我而言，这张报纸的青春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思想意义，犹如年轻时代沈庆那首青涩的歌《青春》：

青春的花开花谢
让我疲惫却不后悔
四季的雨飞雪飞
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
轻轻的风轻轻的梦
轻轻的晨晨昏昏
淡淡的云淡淡的泪
淡淡的年年岁岁